教改学堂

　　影片简介
　　一九八七年中华民国解除戒严，华人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宪政在台湾开始落地；七年之后，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，教育改革大游行，提出「落实小班小校、广设高中大学、制定教育基本法、推动教育现代化」四大诉求，并透过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落实于教育的各个领域，至今仍未止息。
　　二十年来，台湾社会对教改的是非功过多所评议。本片遍访教改倡导者、教育行政领导者、批判教改者以及教师、学生与家长，一方面回顾教改的历史过程，另方面透析教改所面...展开临的困境，以及背后的深层因素。在结构上以七堂课为划分，分别是「历史课：教改前传」、「教育课：当补习班变成学校」、「伦理课：新生活．旧伦理」、「输赢生死经济学」、「公共行政课：公部门怎么了」、「公民课：未来方略」、「生物课：物种多样性」；形式上运用小学生读各种教科书课文作为导引，加上幽默的脱口秀，寓沉重于轻松；在众多教改亲历者与见证者的证言与意见之中，本片希望能达到庖丁解牛的效果，层层深入教育的核心，同时也深入台湾社会文化改革的核心。
　　导演简介
　　张钊维，1966年生于台湾，台南市人，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， 英国北方媒体学院（Northern Media School）纪录片硕士。现任CNEX基金会董事、制作总监；曾任《破周报》编辑、《南方电子报》主编、新加坡运行视觉驻北京制片人、阳光卫视纪录片中心总监，现任CNEX制作总监。着有《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─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》、《穿梭米兰昆》，译有《庞克的哲学》。
　　纪录片作品
　　2012 《反对者陈独秀1879-1942》 The Non-conformist: Chen Du-xiu 1879-1942
　　2007 《财富之道》Way of Fortune
　　2005 《筑之梦》Dreaming of Building
　　2004 「狂飙的世代：台湾本土学运」系列之《消失的左眼》、 《向左走、向右走》Leftism Forgone and Generation Divided
　　2000 《山海的喉咙──胡德夫与飞鱼云豹音乐工团》 Throat of Mountain and Ocean
　　1998 《跨──废墟地图》Crossover – Map of Ruins
　　1997 《暴风雨前的飞翔》Flying Before the Storm
　　导演的话─是百年大计，还是改革美容品？
　　在中国大陆工作已近十年、定居已近八年。《教改学堂》，是我在离台这么段长时间之后，再次回过头来处理台湾的题材。
　　一开始，这是个任务性的需要。在台北举办教育主题的纪录片影展，不能没有关于教改的影片。然而，教改要从何谈起？广设高中大学吗？一纲多本吗？多元入学方案吗？或是近年来吵得最凶的十二年国教？说真的，这里头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话题。在短时间之内，我也不可能深入这些治丝益棼的话题，否则，我必会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而这无法自拔，是拍片大忌。
　　在非常初期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探讨教改，其实是回顾与反思解严以来台湾各项改革的一环。这些改革，包括媒体改革、金融改革、政治改革、国企改革⋯⋯基本上以松绑为主轴、以权力下放为目标。但今天回顾诸项改革，其功过成败到底如何？或许总的来说，释放了民间的活力，同时加大了民营资本集团的能量，过往的党国强控制的确被削弱了；然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看到M型社会的形成，以及不同意见者之间故作姿态式的剑拔弩张、无法健康对话，那么，我们要如何来省思这二十年来的诸项改革，并继而能够有待来者呢？而在诸般改革当中，教育改革，又意味着什么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？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，来看待教改这个题目。
　　从这个问题出发，我看到台湾内在最深层的矛盾。一方面，当年对于教改愿景，有着来自不分朝野的支持力量，因此才能成就李远哲所主持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；但另一方面，每当政治斗争激化或经济情况不佳，教育是最容易成为替罪羔羊的，小焉者政策改弦更张，大焉者让部长匆匆下台。教育，到底是百年大计，还是改革美容圣品？在寻思这些问题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起去年我制作陈独秀传记纪录片，对他在一九一六年所写的〈吾人最后之觉悟〉一文，印象至深。当时正是二次革命讨袁失败的时刻，他在文中回顾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诸般改革或革命的层次，痛陈国人若对伦理未有深刻觉悟，则绝对无法脱胎换骨。他说：「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，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，其卑屈陋劣，亦无以异也⋯⋯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，皆伪共和也，伪立宪也，政治之装饰品也，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。」文末，他高呼：「伦理之觉悟，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。」 面对此文，我忽然想到台湾在一九九○年代所发动的教育改革，改变师生关系、改变校长与老师的关系、改变家长与学校的关系、改变国家与教育的关系、改变传统科举思维与利益分配的关系、改变下一代跟未来想象的关系⋯⋯等等，不正是一伦理文化层次的改革吗？而这个层次，难道不该高于任何其它改革而居于制高点的位置吗？
　　且让我们进行这样的时空穿梭对比思考：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诞生，华人历史上首次的共和革命在中国大陆开花结果；七年之后，一九一九年，以反传统为主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。一九八七年中华民国解除戒严，华人历史上真正去除威权的宪政首度在台湾落地；七年之后，一九九四年，以松绑与快乐学习为主轴的教育改革大游行上场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思想文化与伦理层次的改革／革命，其间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攻防，不知凡几。一直混战到一九三○年代，才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及七七事变才让攻防双方暂息战火，一致对外。二战之后，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，一九六○年代到七○年代，尚有横的移植vs.纵的继承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论。但无论如何，一九一九年以降，华人社会对于伦理与文化变革的探讨，主要在菁英与知识文化界。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四一○游行与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议之后，台湾发动全盘教育改革，这伦理与文化变革，才真正透过政策施行，全面贯穿了庶民社会，达于每一角落。其影响，可说是华人社会继公元前二世纪「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」之后仅见的，透过教师、家长与学生，普遍落实于庶民身上的心灵与思维解放运动。
　　问题是，庶民社会准备好承受这彻底变革了吗？华人社会的现代化，如何消化陈独秀所提出的伦理觉悟命题？如果无法突破伦理的牢笼，那么，华人社会还能走向货真价实的现代性吗？如果不能，那我们该如何面对百多年来致力于建立共和，或是致力于反抗殖民的先贤先烈？我们该如何面对二十世纪的波澜起伏？难道那竟是一大笔「剪不断、理还乱」的胡涂帐？
　　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，仅能及于此。并且，我深知因为时间非常紧迫，我无法再进行深刻的挖掘、爬梳与辩证；再者，面对当下观众，恐怕我无法动不动就端出这些沉甸甸的命题。我只能把问题放在心上，然后展开我的寻访之旅。这部影片的拍摄计划，是以访问为主轴而构成的。除了教改与反教改的亲历者，以及教育政策的决策者之外，我也访问了家长、老师与学生。我必须把受访者控制在一定数量之内，否则就会众声喧哗，过度发散。但是，我要怎么选择受访者，特别是那些庶民受访者？于是，我经历了从业近二十年来所未曾遇见过的经验。当身边亲友或初识的友人，听闻我在拍摄这样一部影片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马上发表一堆见闻或亲历，并且都令人惊奇连连、生动万分；然而，当我接着提出访问拍摄的请求，有一半以上的人会拒绝。无论达官贵人、知识菁英或贩夫走卒，都能对教改说上几句话，这恰恰映证了我认为的「全面贯穿了庶民社会，达于每一角落。」然而，华人社会潜藏着的对于「伦理觉悟」的内心纠葛，是否造成拒绝访问的动因？
　　虽然如此，在亲友与工作团队的协助下，我仍然找到相关访问对象。特别是老师、学生与家长，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；我也没有时间进行预先访谈，都是到了现场就架灯、架摄影机，然后就聊起来，我完全没有预期他们会说出甚么。但令我惊讶的是，这些彼此互不相干的受访者、来自不同工作背景与生命经验，然而他们的发言，却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，造成相互超级链接，或是交叉辩证的效果；这是始料未及的收获，也是拍摄此片最迷人之处。正因为有这些庶民的访谈，加上教改推动者的亲历与反对者的意见，我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，对这二十年来的教改进行轮廓描绘以及我所认为的关键点评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教改之所以遭遇困局，原因有三：一是传统伦理文化思维惯性，一是台湾经济发展意识，一是整体公部门效能问题；而这三者，没有任何一个是单靠教育部门本身可以解决的。然而，如果教育部门要选择一个关键穴位，以点击出蝴蝶效应式的革新波纹，那么我认为，让公部门与民间社会之间产生更高度的交叉混种，或许是出路之一；这就是在片尾所提到的：私校公益董事与公办民营学校。这是将公益的思维注入私营组织，或将民间的弹性活力注入公部门，是一种基因混种，而不仅仅是「学而优则仕」，或是「人民公仆」这类公是公、私是私的固有思维。拉开来看，在政治社会民主化的今天，政府不就是人民的一部分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，企业不就该为人民服务？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其实正是透过对公私领域的再思考与再结构，来回答一百年前陈独秀所揭示的伦理命题。并且，唯有我们能够回答好这个命题，台湾方能继续扮演华人现代性领航者的角色。而我想，担任华人现代性领航者，正是台湾本身政经发展、国家安全、文化软实力，以及有效嵌入世界脉动的关键法门。
　　而这，也是我在离台多年之后，回过头来再面对故乡，所得到的最深刻体认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教育无疑是百年大计，将来若有人再将之作为改革美容品、用后即丢，我必起身抗议。